知古以求真 —史料学意义上的管理思想

　　从史料学角度看，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用某个能够验证自己预设观点的史料，来证明预设的正确。而对不符合自己预设的史料，要么弃而不用，要么掐头去尾，要么改头换面，反正要使其变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其结果是没有信史，甚至把史书写成挟带自己私货的“秽史”。判断史学著作的质量高低，首先要看这种史料学的功夫，真正做到不溢美，不掩恶，秉笔直书，还原真相。

　　无论中外，在史料学意义上的研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比如，由于情感上的好恶，会产生皮格马力翁效应，期望得到肯定的人和事，往往就会很容易地找到肯定它的史料。而在情感上不愿接受的人和事，即使有正面史料也往往会被忽略，反面史料则会被不适当的强调甚至放大。比如，中国的史学界，在强调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时，往往会找出一些剥削量最大的史料，论证农民收入的大半落入地主手中，有意无意地不谈这种高额剥削的出现概率和实施范围。在管理学领域，谈及某些思想贡献时，有意无意的夸大这种思想的影响，把潺潺小溪说成滔滔江河。一旦存在这种倾向，往往会产生研究结论的偏差。就像许多讨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贡献的文章那样，把古代文献中的一些杰出思想脱离历史情境不适当地拔高。例如关于《易经》的管理思想贡献，关于《论语》的科学价值，关于《墨经》在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关于《韩非子》的法制观点，都有或多或少的夸大迹象。诚然，这些古代文献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如果把计算机的诞生归功于《易经》的二进位制，把现代科学伦理的起源追溯到《论语》及其时代，把光学电学的近代发明看作是《墨经》失传后的重新发现，把近代理性官僚组织的设计引申到《韩非子》的功利论证，这就明显过界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把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同吴承恩联系起来，他写的《西游记》有一句名言：“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难道这不是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当然，大量的历史著作，不会这样夸张，然而，觉察不到的夸张和扭曲有可能危害更大。无形的过滤和放大，在不知不觉中误导读者，更有可能形成社会性的负效应。

　　所以，一部管理思想史，首先要做到的是知古以求真。这里所说的“古”，泛指一切过去时态的事物。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比较好的范本。

　　比如，很多资料都控诉资本主义早期的罪恶，这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某种定势。一提起工业化早期的工厂，就自然而然联想到受压迫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现象，无论从道义出发还是从同情心理出发，都会谴责早期工厂中对童工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当我们看到以人道关怀著称的欧文，也在新拉纳克的工厂中雇用童工时，就会对童工的悲惨状况是否具有普遍性产生疑问。因为欧文是以关心工人而出名的。如果查找更多的资料，就会发现在欧文的工厂里，童工能得到较好的教育和关怀。所以，童工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不是在不同工厂有较大差别？雷恩则以调查资料说明，童工问题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农业社会，童工问题不但存在而且更严重。家庭包工制的童工，处境要比工厂中更为恶劣。雷恩根据英国议会对童工问题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逐渐改变了儿童的状况，工业化不是奴役童工的根源，而是使童工得到解放的根源。再比如，女工是不是因为工厂制度而堕落？有不少关于企业主暴发户欺辱女工的报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问题在于其普遍程度。根据英国议会的调查，雷恩也得出结论，女工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差。即便是失业女性沦为妓女，根据曼彻斯特在1829~1833年逮捕的50名妓女来看，只有8人来自工厂，而29人来自以前的女仆。所以，雷恩认为，关于童工和女工的负面报道，多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而受到感情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夸大了某些个案，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比较。童工的真相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发展，最终因为经济的力量而不是道德的力量（包括法律的力量）缓慢地把儿童由织布机旁边解放出来；女工的真相是，正是工厂就业，使女工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推进了女性的独立。

　　至于如何看待企业家，则存在着更普遍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恰恰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著作。在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到处都有作恶多端的企业家消息。比如，范得比尔特通过贿赂和操纵股票，取得了纽约—哈莱姆的铁路控制权；丹尼尔·德鲁给要卖的牛喂盐，使牛喝更多的水；柯林斯·亨廷顿收买国会，甚至自己都抱怨说国会开一次会就要他花50万美元；钢铁大王卡内基雇用私家侦探对付工会引发冲突，最后造成了重大伤亡。这些事实都是确凿的，有理由使人们认为企业家坏了良心，是那种靠抢劫起家的“强盗男爵”，正如中国的老话“无商不奸”。如果仅仅看这些资料，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然而，雷恩对史实和数据整理归纳后告诉我们，企业家并不都是吸血恶魔。首先，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行为会增进社会福利的推论，在这里并未失效。洛克菲勒的经营使煤油成本大幅度下降，而在使用煤油之前人们是用鲸油照明，煤油的普及拯救了大量鲸鱼。卡内基的钢铁价格大幅度下降，对社会来说就是“最伟大的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从自利出发，如果不是政治权力的寻租，企业家不会行贿。当埃兹拉·康奈尔要捐资办大学时，为了获得办学执照，不得不提供相应的贿赂。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美国在19世纪对企业的捐赠和慈善有严格的限制，但企业家个人的慈善举动却比比皆是。包括臭名昭著的范得比尔特，其遗产也用来办了大学。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基金会，至今世界闻名。所以，企业家既不全是吸血恶魔，也不全是慈善天使。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一身二任。要认识这一点，就要对史料进行全面掌握和辨析，防止片面化。全面准确理解企业家，是理解当时管理思想的前提。

　　即便是管理学界相当熟悉的泰罗，在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梳理的情况下，难免也会被人误解。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误解更严重，曾几何时，人们还常常把泰罗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如果剪裁史料，很容易找出批评泰罗制的证据。美国就有人把泰罗说得比手拿鞭子的奴隶主更可怕。在参议院讨论泰罗制时，来自马萨诸塞的亨利·洛奇就声称：泰罗的办法是“榨干奴隶的最后一滴血，然后任凭他们死去”。对这种史料，雷恩并不完全剔除，而是把不同记载多方比照，以求更全面的理解。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是从正面支持雷恩观点的。

　　对科学管理经常存在的一个误解是：科学管理只重视效率，不重视人。对此，雷恩在科学管理时代用了一章论证科学管理中“人的因素”，以详实的内容阐明了科学管理与人事管理、福利工作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门，恰恰是在科学管理中建立起来的；对员工福利的重视和人员待遇的改善，恰恰是科学管理中的基本内容；早期管理心理学和工业社会学，也是与科学管理同步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人时代不是凭空出现的，正是科学管理时代，奠定了社会人假设的根基。

　　历史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层累堆积造成的，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剥离后代对前代的附加，洗掉后人涂在前人脸上的油彩。雷恩在他的著作前三部分，对清理层累堆积做了大量工作。神话得到还原，鬼话得到矫正。比如，对泰罗搬运生铁实验具体情况的究根问底，对霍桑实验中具体场景的还原辨析就是如此，这种努力，使泰罗本人的一些夸大性介绍得到了校正，使霍桑实验中的某些矛盾记载得到了清理。但是，雷恩的这种工作，主要用在一些关键内容上，大量的地方，由于不可能以过大篇幅展开，所以，只能采用引用相关研究结论的办法来处理。

　　史料学意义上的思想史还有一个必须做的工作，就是在剥离后代累加的同时，发现和补充新史料。例如，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作为《美国铁路杂志》编辑的普尔，其主要贡献就是介绍和推广麦卡勒姆创立的铁路管理体系。然而，当钱德勒根据大量个人档案资料对普尔做出了新的研究后，雷恩及时采纳了钱德勒的成果，对普尔在管理思想上的创见给出了新的阐释。一方面，普尔把麦卡勒姆的管理体系概括为组织、沟通和信息三大原则且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他在传播这一思想过程中对这三个原则产生了怀疑。于是，普尔试图找出超越麦卡勒姆的管理思想，他开始强调人的作用。“任务无法始终被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因此，最有价值的工人往往是那些自愿的工人”。严格的任务管理和僵硬的官僚体系会降低工人的动机，这就需要管理层能够形成一种团队精神，领导人应该成为企业的灵魂，并将生命力、智慧和服从注入企业的每个部门。由此来看，普尔在组织行为方面，无疑有着闪光的思想火花。

　　即便是琐碎的细节，作为史学家也要认真对待。在这方面，雷恩的书每次修订都有新的贡献。即便是法约尔出生地这样的微小问题，雷恩也不放过。在早期版本中，仅仅有一句“法约尔出生在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第五版里，雷恩根据佐佐木恒男的考证文章《法约尔的家庭关系》（Henri Fayol's Family Relationships），补充了法约尔的父亲在伊斯坦布尔监督工程的史实，从而使这个法国人出生在土耳其有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并增补修改了关于法约尔家庭的一些情况。

　　当然，雷恩不是专职史学家，所以，在史实的考证上并不出色，而且使用第一手资料也比较少，更谈不上充分利用档案和原始记录。但他恪守史学的求真底线，尽可能进行力所能及的考据，这就使他的管理思想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管理学家中，雷恩的史学功夫是极为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