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旅蒙驼队踏出草原丝绸之路
大盛魁是清朝康熙年间在归化城开业的旅蒙商号，在当时可谓声名显赫。在经历了 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大盛
大盛魁是清朝康熙年间在归化城开业的旅蒙商号，在当时可谓声名显赫。在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大盛魁商号遗址依然顽强地矗立在繁华的都市之中。
砖瓦廊柱间拾拣历史碎片
砖瓦廊柱间拾拣历史碎片
我在呼市工作生活6年多了，可是对大盛魁的历史却知之甚少。2004年9月8日上午，我和同事一起到呼市的旧城区寻找大盛魁的旧址。
在呼市玉泉区小召小学门口的一个便民市场前，我们遇到了3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得知我们在寻找大盛魁时，其中一个老人哈哈大笑：“后生，去大盛魁做甚呀？大盛魁早就歇业了！”老人似乎是在笑我们“不知今夕是何年”。同事解释说，我们只是想去看看大盛魁商号的遗址，老人若有所悟：“哦，看看也挺好的，大盛魁在当年厉害着呢！”接着，这3个老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关于大盛魁零星的记忆。
按照老人的指点，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绕到呼市玉泉区大东街，然后又在一个修车人的指点下钻进一片居民区，这里面都是旧式的民房，弯曲的小巷和古旧的青色砖瓦显露着凝重的历史气息。
行至居民区中央的时候，一座青色的高宅大院出现在我们眼前，高高的门洞上“大盛魁”字样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变得很模糊了。
走进高大宏伟的大红门，一座长方形的大庭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正对大门的是一座重新修缮过的小二楼，小二楼外面的廊檐用几根钢筋支撑着，院子中央竖立着两块石碑，上面用蒙古文和汉文刻着“呼和浩特市重点保护文物”的字样。院子两侧是整齐的大瓦房，院子南侧和东侧的屋顶铺着红色的瓦，显然这是后来重新翻修的。院子北侧房前的苹果树上结满了通红的果子。
在呼市玉泉区小召小学门口的一个便民市场前，我们遇到了3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得知我们在寻找大盛魁时，其中一个老人哈哈大笑：“后生，去大盛魁做甚呀？大盛魁早就歇业了！”老人似乎是在笑我们“不知今夕是何年”。同事解释说，我们只是想去看看大盛魁商号的遗址，老人若有所悟：“哦，看看也挺好的，大盛魁在当年厉害着呢！”接着，这3个老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关于大盛魁零星的记忆。
按照老人的指点，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绕到呼市玉泉区大东街，然后又在一个修车人的指点下钻进一片居民区，这里面都是旧式的民房，弯曲的小巷和古旧的青色砖瓦显露着凝重的历史气息。
行至居民区中央的时候，一座青色的高宅大院出现在我们眼前，高高的门洞上“大盛魁”字样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变得很模糊了。
走进高大宏伟的大红门，一座长方形的大庭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正对大门的是一座重新修缮过的小二楼，小二楼外面的廊檐用几根钢筋支撑着，院子中央竖立着两块石碑，上面用蒙古文和汉文刻着“呼和浩特市重点保护文物”的字样。院子两侧是整齐的大瓦房，院子南侧和东侧的屋顶铺着红色的瓦，显然这是后来重新翻修的。院子北侧房前的苹果树上结满了通红的果子。
这个院子现在是呼市福园物业公司的办公区。
据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1990年，呼市福园物业公司接管大盛魁旧址后，对这里进行了重新修缮。大盛魁的房子多是土木结构，房屋破坏非常严重，小二楼更是摇摇欲坠，木制的楼梯腐朽不堪。当时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里，院子里堆满了垃圾，污水无法排放，整个院子脏乱不堪。修缮过的大盛魁唯有考究的飞檐和廊柱雕刻还在向世人昭示着大盛魁昔日的繁华。
大盛魁的由来
说到大盛魁的由来还有一段诱人的传说。康熙末年一个除夕夜，在杀虎口的一个草房里，3个山西商人正在为经营惨淡的草料行而愁眉不展，他们是山西太谷县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
这3个人曾经挑着担子为康熙的西征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就在杀虎口开了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可是生意非常萧条，生活难以为继。
这年除夕夜，他们悲戚地围着砂锅喝稀粥。这时，一个蒙古族牧民拉着两峰满载驮子的骆驼前来投宿，他们看到这个牧民又饥又渴，就把锅里最后的一碗稀粥盛给牧民吃，然后帮助牧民卸下驮子便睡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位牧民丢下驮子不见了踪影。
过了年后，他们四处寻找这位牧民，仍然没有结果。于是，3个人便打开了牧民丢下的驮子。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驮子里装满了闪着白光的银元宝。3个人一商量，决定用这些银元宝做股本到草原牧区做买卖，然后每3年结账的时候把这个牧民的红利记入万金账。后来，这3个人逐渐成为内蒙古最大的旅蒙商人。
据了解，直到大盛魁关门歇业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一笔“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这个故事在山西省一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时间的久远而无从考证。
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的确有山西商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3个人随着抚远大将军费古扬的军队，担负采购牛羊等军用品的任务。
他们在与蒙古族群众的交易中学会了简单的蒙古语，了解了蒙古族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草地，他们收集一些蘑菇等土特产，带回归化城（今呼市旧城）出售。费古扬的军队进入外蒙古（今蒙古共和国），这3个山西商人也随军做生意，从内地贩运军需货物，来往于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
1696年，康熙征服噶尔丹部以后，驻扎着清军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分别被称为前营和后营，这里的清朝军政官吏和大批清军需要商家为其生活服务。得到清政府的批准，3个山西商人便在前营设立了大盛魁总号，在后营和归化城分别设立了大盛魁分号，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后来，除了供给军需物资外，大盛魁还承揽了外蒙古100多个和硕（旗）的王公进京纳贡等业务。
大约到乾隆年间，大盛魁领到了清政府颁发的龙票，此时归化城已经成为内地与蒙古地方的交通枢纽，商业十分繁华。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迁驻归化城。
据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1990年，呼市福园物业公司接管大盛魁旧址后，对这里进行了重新修缮。大盛魁的房子多是土木结构，房屋破坏非常严重，小二楼更是摇摇欲坠，木制的楼梯腐朽不堪。当时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里，院子里堆满了垃圾，污水无法排放，整个院子脏乱不堪。修缮过的大盛魁唯有考究的飞檐和廊柱雕刻还在向世人昭示着大盛魁昔日的繁华。
大盛魁的由来
说到大盛魁的由来还有一段诱人的传说。康熙末年一个除夕夜，在杀虎口的一个草房里，3个山西商人正在为经营惨淡的草料行而愁眉不展，他们是山西太谷县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
这3个人曾经挑着担子为康熙的西征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就在杀虎口开了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可是生意非常萧条，生活难以为继。
这年除夕夜，他们悲戚地围着砂锅喝稀粥。这时，一个蒙古族牧民拉着两峰满载驮子的骆驼前来投宿，他们看到这个牧民又饥又渴，就把锅里最后的一碗稀粥盛给牧民吃，然后帮助牧民卸下驮子便睡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位牧民丢下驮子不见了踪影。
过了年后，他们四处寻找这位牧民，仍然没有结果。于是，3个人便打开了牧民丢下的驮子。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驮子里装满了闪着白光的银元宝。3个人一商量，决定用这些银元宝做股本到草原牧区做买卖，然后每3年结账的时候把这个牧民的红利记入万金账。后来，这3个人逐渐成为内蒙古最大的旅蒙商人。
据了解，直到大盛魁关门歇业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一笔“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这个故事在山西省一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时间的久远而无从考证。
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的确有山西商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3个人随着抚远大将军费古扬的军队，担负采购牛羊等军用品的任务。
他们在与蒙古族群众的交易中学会了简单的蒙古语，了解了蒙古族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草地，他们收集一些蘑菇等土特产，带回归化城（今呼市旧城）出售。费古扬的军队进入外蒙古（今蒙古共和国），这3个山西商人也随军做生意，从内地贩运军需货物，来往于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
1696年，康熙征服噶尔丹部以后，驻扎着清军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分别被称为前营和后营，这里的清朝军政官吏和大批清军需要商家为其生活服务。得到清政府的批准，3个山西商人便在前营设立了大盛魁总号，在后营和归化城分别设立了大盛魁分号，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后来，除了供给军需物资外，大盛魁还承揽了外蒙古100多个和硕（旗）的王公进京纳贡等业务。
大约到乾隆年间，大盛魁领到了清政府颁发的龙票，此时归化城已经成为内地与蒙古地方的交通枢纽，商业十分繁华。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迁驻归化城。
道光年间，清政府又把征缴驿站费的业务包给大盛魁。从此，大盛魁的利润、资本积累逐年增加，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采、产、供、销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垄断性大型商业集团。大盛魁经营的商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真是应有尽有。春节时，大盛魁总号、支庄、分号的大门都张贴着这样的楹联：“集廿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步千万里之云程与蒙易货”。
风雨百年话兴衰
大盛魁在极盛时期员工多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甚至有人说，把大盛魁的资产折成50两重的银元宝，能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公路。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凡购买大宗货，合价300两银子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生意往来比较密切的客户）。但是如果客户货物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之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欺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是被大盛魁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从来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大盛魁便为其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了对这些加工户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大盛魁对相与每逢账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但是宴请时有厚有薄：凡是共事年久或者大量供货的相与，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大盛魁通过这一做法不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大盛魁历经200余年而不衰，还有一条经验，就是有针对性地组织货源，并且采取灵活的营销方式。蒙古族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以满足牧民需要。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牧民任意选购。蒙古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壶等是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牧民们只要看到是大盛魁的商品，都会争相购买。
蒙古族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多分散居住。针对这种情况，大盛魁便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点去做买卖，这种上门服务的方式极大地方便了牧民。
商界有句谚语：“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中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
大盛魁商人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总是能够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他们获得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上涨，库伦分号为了能够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给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当总号收到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量收购粮食，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大盛魁特别给狗也分了股份。
大盛魁鼎盛时期到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但是其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
大盛魁的人身股份额大大超过了资本股份额，一半以上的利润分给了职工。这一做法，把职工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财东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每逢年节，大盛魁要在他们的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箩筐叩头，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以此来纪念祖辈的创业艰辛，这一做法200多年不改。大盛魁还设有财神股、狗股，这实际就是对职工进行信义教育。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期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大多数都是它的债务人。
清末，由于沙皇俄国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增加，大盛魁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1929年，活跃于塞北200余年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倒闭。
感受晋商精神
从大盛魁出来已经是正午时分，徘徊在大盛魁高大的围墙外面，我们搜寻着这座昔日有“漠北威尼斯”之称的大盛魁商号旧有的轮廓。
大盛魁及周围陈旧的民房被新建的高楼大厦包围着，强烈的反差使大盛魁显得更加个性十足。这里的老人说，大盛魁周围的老住户大部分都是山西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生意人。
我们循着曲折的小巷寻找着古旧的小院。忽然间，同事在一户洞开的大门前驻足不动了。我们看到了一扇红漆剥落的木制大门、一堵古香古色的照壁，照壁上翻卷的祥云和象征着富贵的牡丹仍然清晰可见。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砖瓦廊柱仍然保留着清代建筑的风格。这个院落的主人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叫高英爱，今年已经78岁了。
据高英爱老太太讲，她是12岁跟随父母从山西来呼市做生意的。当年的情景老人仍然记忆犹新。山西人走西口来内蒙古也是为生活所迫。聊着聊着，老太太和我们说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走西口》来，说到动情处她满眼泪花，不住地摇头：“那时侯的人呀是没办法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济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是经商于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山西商人这种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
高英爱老太太说，山西人之所以能够走出来，是因为山西人讲究诚信和信义。她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常常听长辈们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山西商人都把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除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很多商业行会也供奉关帝。据老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清末时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
我们在采访前查阅历史资料时发现，关于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非常丰富。
风雨百年话兴衰
大盛魁在极盛时期员工多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甚至有人说，把大盛魁的资产折成50两重的银元宝，能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公路。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凡购买大宗货，合价300两银子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生意往来比较密切的客户）。但是如果客户货物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之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欺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是被大盛魁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从来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大盛魁便为其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了对这些加工户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大盛魁对相与每逢账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但是宴请时有厚有薄：凡是共事年久或者大量供货的相与，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大盛魁通过这一做法不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大盛魁历经200余年而不衰，还有一条经验，就是有针对性地组织货源，并且采取灵活的营销方式。蒙古族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以满足牧民需要。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牧民任意选购。蒙古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壶等是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牧民们只要看到是大盛魁的商品，都会争相购买。
蒙古族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多分散居住。针对这种情况，大盛魁便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点去做买卖，这种上门服务的方式极大地方便了牧民。
商界有句谚语：“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中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
大盛魁商人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总是能够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他们获得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上涨，库伦分号为了能够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给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当总号收到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量收购粮食，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大盛魁特别给狗也分了股份。
大盛魁鼎盛时期到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但是其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
大盛魁的人身股份额大大超过了资本股份额，一半以上的利润分给了职工。这一做法，把职工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财东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每逢年节，大盛魁要在他们的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箩筐叩头，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以此来纪念祖辈的创业艰辛，这一做法200多年不改。大盛魁还设有财神股、狗股，这实际就是对职工进行信义教育。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期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大多数都是它的债务人。
清末，由于沙皇俄国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增加，大盛魁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1929年，活跃于塞北200余年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倒闭。
感受晋商精神
从大盛魁出来已经是正午时分，徘徊在大盛魁高大的围墙外面，我们搜寻着这座昔日有“漠北威尼斯”之称的大盛魁商号旧有的轮廓。
大盛魁及周围陈旧的民房被新建的高楼大厦包围着，强烈的反差使大盛魁显得更加个性十足。这里的老人说，大盛魁周围的老住户大部分都是山西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生意人。
我们循着曲折的小巷寻找着古旧的小院。忽然间，同事在一户洞开的大门前驻足不动了。我们看到了一扇红漆剥落的木制大门、一堵古香古色的照壁，照壁上翻卷的祥云和象征着富贵的牡丹仍然清晰可见。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砖瓦廊柱仍然保留着清代建筑的风格。这个院落的主人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叫高英爱，今年已经78岁了。
据高英爱老太太讲，她是12岁跟随父母从山西来呼市做生意的。当年的情景老人仍然记忆犹新。山西人走西口来内蒙古也是为生活所迫。聊着聊着，老太太和我们说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走西口》来，说到动情处她满眼泪花，不住地摇头：“那时侯的人呀是没办法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济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是经商于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山西商人这种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
高英爱老太太说，山西人之所以能够走出来，是因为山西人讲究诚信和信义。她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常常听长辈们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山西商人都把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除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很多商业行会也供奉关帝。据老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清末时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
我们在采访前查阅历史资料时发现，关于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