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中国是否具有自己特色的商业文化？如果有的话，那么它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它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区别在哪里
中国是否具有自己特色的商业文化？如果有的话，那么它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它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区别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刚摄制完成的电视剧《大盛魁》、及根据电视剧剧本改编的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则用中国近现代史上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著名旅蒙商号“大盛魁”创业和成长的真实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
十七世纪末，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铁骑横扫了北方草原，进而威胁内地。为保边疆安定，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叛乱。然而在此之前清朝已进行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抵抗沙俄等多场战争，国力受到很大消耗。为了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支持这次****战争，康熙征召大量民夫运送军粮，同时允许他们在随军运粮的同时，携带少量商品进行交易，以补偿民夫工钱，从而节约军费开支。此举实质上打破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汉民不许出关贸易的禁令。在平定噶尔丹之后，康熙又批准了“春去秋回”的雁行政策，允许汉民到塞外种地经商。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前所未有地开放了。
在这样的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一代巨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当年，在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大军中，有三个从山西农村走出来的民夫，他们是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正是这三个小人物，开发了蒙古草原上的最大商机。
蒙古游牧民族只能生产牲畜和皮毛，他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茶、糖、烟、酒和日用百货。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康熙“开禁”之前的明清两代，实行定期的边关互市贸易制度。每年一到两次，蒙古各部落组成边关互市贸易团，赶着羊马，长途跋涉数千里到长城各边关换取所需商品。这种方式，显然极为不便，而且不能满足蒙古民族随时的需要。
而王相卿他们正是从中发现了商机：为蒙古牧民送货上门。实际上，这就是内地的货郎，蒙古牧民称之为“丹门庆”。但是，货郎好干，“丹门庆”难做。蒙古地区与内地有很大的差别，在王相卿他们面前横亘着两个巨大的障碍。
第一个便是蒙古地区地大人稀。在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运送货物要走几千里，送货上门从这家到那家要走几十、上百里。可以想见，“丹门庆”比货郎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以致于这个商机即便被许多大商号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人愿意受这样的苦。而王相卿等人则从体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大盛魁采取“人力合股”的方式，入股的都是曾经参加送军粮的民工，他们既是财东，又当伙计，既拿工钱，又得分红。这样，自然就提高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吃再大的苦，也是为自己打工出力，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则是蒙古牧民不使用货币，也就是没有银钱。自古以来，他们都是以物易物。更为重要的是，蒙古牧民拿来易物的主要是牲畜，而牛马羊这些牲畜每年只能在夏秋赶往归化（现今呼和浩特），而归化的货物只能在冬季运往漠北草原。这样就出来一个时间差，在没有货币结算的情况下，就只能实行赊账交易：即大盛魁在冬季将货物运到提供给牧民，牧民在夏季再将相应的牲畜交给大盛魁。这样的赊账方式，显然商业风险是巨大的，大盛魁创业初期，草原上的天灾人祸便拖垮了他们的赊账生意，导致商号第一次散伙，甚至另外两位创始人史大学和张杰都离开了，只剩下王相卿一人。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商业理念，终于找到了由蒙古盟旗政府为牧民赊账提供担保的办法，重振了大盛魁。
现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是什么？与西方有何区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称之为“以人为本”。这就不同于西方的“以制度为本”。王相卿组织企业的理念便是将人力置于资本之上，而赊账经营模式的建立更是依靠蒙古牧民的个人诚信。一个“人”字，对于大盛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不是道德故事，而是史实，也是这本商业历史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建设新的商业文化的今天，这本小说极富现实意义。
十七世纪末，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铁骑横扫了北方草原，进而威胁内地。为保边疆安定，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叛乱。然而在此之前清朝已进行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抵抗沙俄等多场战争，国力受到很大消耗。为了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支持这次****战争，康熙征召大量民夫运送军粮，同时允许他们在随军运粮的同时，携带少量商品进行交易，以补偿民夫工钱，从而节约军费开支。此举实质上打破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汉民不许出关贸易的禁令。在平定噶尔丹之后，康熙又批准了“春去秋回”的雁行政策，允许汉民到塞外种地经商。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前所未有地开放了。
在这样的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一代巨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当年，在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大军中，有三个从山西农村走出来的民夫，他们是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正是这三个小人物，开发了蒙古草原上的最大商机。
蒙古游牧民族只能生产牲畜和皮毛，他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茶、糖、烟、酒和日用百货。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康熙“开禁”之前的明清两代，实行定期的边关互市贸易制度。每年一到两次，蒙古各部落组成边关互市贸易团，赶着羊马，长途跋涉数千里到长城各边关换取所需商品。这种方式，显然极为不便，而且不能满足蒙古民族随时的需要。
而王相卿他们正是从中发现了商机：为蒙古牧民送货上门。实际上，这就是内地的货郎，蒙古牧民称之为“丹门庆”。但是，货郎好干，“丹门庆”难做。蒙古地区与内地有很大的差别，在王相卿他们面前横亘着两个巨大的障碍。
第一个便是蒙古地区地大人稀。在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运送货物要走几千里，送货上门从这家到那家要走几十、上百里。可以想见，“丹门庆”比货郎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以致于这个商机即便被许多大商号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人愿意受这样的苦。而王相卿等人则从体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大盛魁采取“人力合股”的方式，入股的都是曾经参加送军粮的民工，他们既是财东，又当伙计，既拿工钱，又得分红。这样，自然就提高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吃再大的苦，也是为自己打工出力，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则是蒙古牧民不使用货币，也就是没有银钱。自古以来，他们都是以物易物。更为重要的是，蒙古牧民拿来易物的主要是牲畜，而牛马羊这些牲畜每年只能在夏秋赶往归化（现今呼和浩特），而归化的货物只能在冬季运往漠北草原。这样就出来一个时间差，在没有货币结算的情况下，就只能实行赊账交易：即大盛魁在冬季将货物运到提供给牧民，牧民在夏季再将相应的牲畜交给大盛魁。这样的赊账方式，显然商业风险是巨大的，大盛魁创业初期，草原上的天灾人祸便拖垮了他们的赊账生意，导致商号第一次散伙，甚至另外两位创始人史大学和张杰都离开了，只剩下王相卿一人。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商业理念，终于找到了由蒙古盟旗政府为牧民赊账提供担保的办法，重振了大盛魁。
现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是什么？与西方有何区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称之为“以人为本”。这就不同于西方的“以制度为本”。王相卿组织企业的理念便是将人力置于资本之上，而赊账经营模式的建立更是依靠蒙古牧民的个人诚信。一个“人”字，对于大盛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不是道德故事，而是史实，也是这本商业历史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建设新的商业文化的今天，这本小说极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