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需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德鲁克于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知识工人”一词。他发现了知识工人与一般蓝领工人的不同，他此后的绝大部分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之前，泰罗和韦伯所讨论的管理基于对蓝领工人的行为观察，对于蓝领工人，只要监督其行为就可以了。在生产线上的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监控的，而知识工人的行为则不易被监控。

　　比如，服务业职员的行为后果是不可测的，至少是不易测的，且该行为后果又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专业知识不够或者态度不佳引起顾客不满，引发严重后果，往往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承担后果的可能是整个公司，而不是具体个人。

　　很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谈到组织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看到了交易成本现象，后来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既承继了西蒙，也承继了科斯，开始谈行为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在创新型产业、知识产业中十分典型，因其主要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他可能会做自己的事，而在领导面前装傻，就算被开除，他已经利用公司的设备做了很多实验，可以拿着成果出去创业了。只有他心情愉快，觉得公司是可以终身投靠的地方，他才会好好地为公司服务，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挖出来。

　　很多人更难想象像台积电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正在构建知识型社区，鼓励大家主动分享—我凭什么跟你分享，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分享了，你升迁了怎么办？所以管理这样的企业，不能指望控制员工的行为。西蒙说要做前提控制，不是控制行为的后果，而是控制行为的前提。企业如果能对忠诚、奉献和分享精神进行控制，才会有之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