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华谊兄弟下决心向平台化转型的，是一场危机
王忠军早就认识到，“一个单独的经纪公司是没有造血功能的，艺人经纪必须与影视制作平台结合”。华谊兄弟的确是以制片资源吸引艺人，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华谊投拍的影视剧业务量有限;二是经纪公司扁平化的架构，由王京花一人独揽大权。当外界给出更优厚的条件时，危机出现了。2005年王京花带领大班艺人出走，兄弟二人极力挽留，只剩下李冰冰和范冰冰作为星星之火。突如其来的雪崩，暴露出华谊兄弟公司制度上的漏洞。为避免重蹈覆辙，华谊兄弟将经纪公司权力分拆，授权给三个平行副总裁。同时，加大影视剧制作业务量，提升公司作为一个平台对艺人的吸引力。
有观点认为，陈国富在华谊兄弟的平台化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陈国富先前在哥伦比亚中国分公司任职，2002年加盟华谊。他是华谊兄弟在冯小刚导演之外，重点打造的另一个品牌。早期他负责海外发行，此后他以监制身份，作为《风声》、《非诚勿扰》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影片的操盘手。春茗会上，陈国富俨然是排在冯小刚之后的第四号人物。长期研究电影产业的中国电影协会刘藩认为：“由王忠军、王忠磊、冯小刚和陈国富组成的立项小组，在审核剧本、项目预算控制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夸大他一个人的能量。”
在国外，监制的作用是协助导演保证拍摄质量，当导演“撂挑子”的时候能迎头顶上。尤其是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电影监制，以过硬的拍摄水准著称，比导演更为强势。而在国内，导演控制着影片的品质，制片人控制着影片预算的执行，监制基本是挂名制，有名无实，陈国富显然是另一种情形。制片人王秀珍说：“以我的观察，陈国富的管理职能不仅体现在一部影片上，还体现在公司运营上。比如利润要比上一年高多少，明年几部影片的拍摄节奏和上影时间，以及票房的回收等。”
2006年，华谊兄弟提出“制片人工作室制度”，野心勃勃想要做到国内电视剧制作产业前三名。“制片人工作室制度”分工明确，华谊兄弟与制片人签约，将制作权利下放给制片人。每个制片人工作室独立核算，制片人是工作室老板，旗下可以签约多名导演。制片人业务自由度很高，自己拿剧本，组建班底参与制作。针对不同的项目，华谊兄弟给予条件不等的投资。这种伞状架构，迅速扩大了电视剧业务量。从签约张纪中开始，华谊兄弟逐渐集结了吴毅、李波等一大批成熟的制片人。大量的影视剧参演机会，使华谊兄弟成为名符其实的造星平台。
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四名男主角，就是华谊电视剧造星的成果。在参演《士兵突击》之前，除王宝强之外，张国强、段奕宏、张译都只出演过男二号。《士兵突击》通过网络蹿红之后，他们全都能以男一号的市场价格接拍影视剧;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他们则以低于“身价”的价格为公司演戏。尤其是“许三多”的扮演者王宝强，在电影《集结号》上映之前，他的名气甚至比张涵予更大，不少观众为了“许三多”去看《集结号》。这是一个“人托戏”、“戏托人”的典型例子。它很好地解释了华谊兄弟招股说明书中的描述：“在公司统一平台的整体运作下，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发行业务与艺人经纪业务形成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因为“好用”、“片酬低”等优点，华谊兄弟旗下的制片人，更愿意使用旗下签约艺人。2010年,华谊兄弟提出艺人经纪与电视剧制作的“联动计划”。艺人根据商业价值，分为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在一部由两个主角、四个配角组成的电视剧里，如果制片人全部使用公司艺人，将采用框架式的片酬打包。制片人能以优惠的价格使用一线艺人，非一线艺人也能得到梯队式的成长。对渴望迅速提升价值的艺人，华谊兄弟构建的这一平台颇有吸引力。以姚晨为例，即使缺少影视剧力作，签约华谊兄弟之后，她迅速跃升到各大娱乐媒体的头版头条。华谊兄弟作为艺人名字前面的定语，在大众中逐渐完成品牌传播。
在一位前华谊制片人看来，好的艺人经纪应当具备三个条件，“有艺人、有办法、有实力”。国内的艺人经纪公司，同时满足这三条的并不多。经纪团队首先要正确地判断艺人在市场中的定位，对艺人一至五年内发展有较为明确的方向;其次，要有宣传团队、广告商资源、制片人与导演关系网。他补充说：“要每天持续地推进执行，需要的是一个团队，而不只是几个人，它根本上取决于公司实力。”目前，华谊兄弟已经签下100多名艺人，随着优质产品的增多，艺人的广告代言收入占公司整体收益的比重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