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学研”合作亦是历届中关村主政者案头课题之一

　　“中关村改革开放前就是院所林立、人才济济，为什么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繁荣？”这是中关村最初的三位创业元老之一的纪世瀛30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教授也曾在她曾引起中国人追捧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美国东海岸128号公路地区的高校资源和融资条件较西海岸的硅谷更为优越，然而最终胜出的却是后者。

　　“关键是体制机制！是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破壳而出引爆了中关村。”纪世瀛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在突破计划经济、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精神这方面，“要远远超过硅谷的作用”。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王汝芳也认为，在中关村范围内，大学、科研院所拥有大量的技术创新成果，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却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如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按原有规定，科技成果收益除了奖励发明者之外，另一部分是上交国库的，“那学校就不一定有积极性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实验室科研人员，为科技成果转化所困扰者不在少数；而推动“产学研”合作亦是历届中关村主政者案头课题之一。

　　中关村最早的创业者陈春先，冒着巨大风险“下海”创业的一个最朴素愿望便是，让技术能为生产服务，他个人甚至宁愿为此不要报酬。

　　另一位中关村创业元老陈庆振（其创办的科海公司，日后成为中关村最风光的“两通两海”之一）则回忆说，促使其“下海”的原因是，他在中科院物理所负责科研计划和科研档案时发现，“中科院的绝大多数科研成果整天都在档案室里睡大觉，没有被生产所利用，造成极大的浪费”。他为此还于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追问转化科技成果为什么那么难？

　　纵然是这样不从追求个人利益的“出走”，他们亦首先需要跨越横亘在面前的体制壁垒，第一关就是他们所属的“单位”。为创办企业，陈春先与上司交恶；为了从中科院计算所出走，日后的京海公司创办者王洪德留下近乎决绝的声音：“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你们就开除我！”

　　中关村为这些体制内出走者提供的第一个帮助是，由胡定淮领导的海淀区科委接纳他们的档案。“一个户口、一个档案，那时就是人的生死文件啊！”年过花甲的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说。另一个帮助是，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决定，以知青企业的性质为中关村科技人员创办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这些在当时多少有些不规范甚至明显与政策相悖的自下而上的机制创新，使中关村迅速红火起来。

　　之后，中关村的每一次大发展也都与机制体制的突破和创新息息相关：从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诞生到我国第一部高新区条例的出台，从第一家无业务主管单位协会的诞生到第一个国家工商总局驻中关村办事处的设立等等。如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亦明确定位为“深化改革先行区”。

　　在国务院批复的《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明确要求中关村，“深化改革和创新，破除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聚集整合国际国内高端创新资源，营造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环境，掀起新一轮的创新创业高潮，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对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理解是，“针对创新创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包括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做强做大等诸多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打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2010年12月31日，中关村自主创新平台成立，由来自19个国家部委和31个北京市属单位的人员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特事特办、跨层级联合审批，落实国务院同意的各项先行先试改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