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领导力，“个人超越”远远不够

当前的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仅仅关注领导者的“个人超越”是远远不够的，组织的领导力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当务之急。

　　最近，一本名叫《修炼领导力》的书被国内“再版”，书中扉页上写明：“谨以此书献给有勇气实现真正的自我转变并热心服务世界和创造价值的领导者”。据说，该书第一版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在美国的100多所大学已将其选定为教材，并且成了最畅销的商业书籍。

 　　对此，本书的作者颇为自豪，以至于在书中开卷之处便写明了为什么要再版?作者在其中写道更为可喜的是，《修炼领导力》中的观点也正在影响着无数领导者及其领导方式。我不由得问自己：“这本书何以如此流行?”难道仅仅因为这是第一本把个人的成长与领导力联系起来的管理类书籍吗?或许是吧，但深入探讨一下，我感觉更有可能的则是因为这本书包含了关于个人发展和人生质量永恒和不朽的准则，正是这些准则奠定了它广泛流行的基础。这些原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们不是一闪即逝的潮流和短暂的记忆，也不是魔法学校的魔杖，而是我们作为人类发现自我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我们作为领导人提高领导效力的关键。

　　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东方人有时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坦率”，把自己成果的价值写足、说透是需要勇气和水平的。但无论如何，书中点明的“领导人提高领导效力”，几乎是所有领导者的梦想和需求，仅此一点，《修炼领导力》便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接下来的关口就是“领导人如何才能提高领导效力”?具体来说就是：管理者需要提高什么;需要加强哪方面;需要在哪方面取得进步;领导者超出管理者的是什么。确实，如果领导就像处于从未被逾越过的鸿沟一样，那么领导行为就是在建造一座横跨这条鸿沟的桥梁。若果真如此，那从已知的管理领域通向未知领导领域的桥梁是什么?怎样来建造这座桥梁?

　　应该说，这本书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回答。其中一个核心就是“个人超越”!其中包括“打破个人的桎梏”、“融汇所有的生活体验”、 “深化领导力的真实性”、“探索个人信念”、“帮你找到潜在信念的7条线索”、“何谓品格型领导和应对型领导”、“品格型领导和应对型领导的特点”、“了解我们自己”、“个人超越必备的8条原则”、“寻找高效领导力”、“认清自己的才干”、“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找到自己的核心目的”、“掌握真诚人际关系的6个要点”等等一系列方法。

　　看过这些内容，你不得不承认书中这些“个人超越”的方法对于一位领导者而言都是切实有效的。比如书中作者总结出了三个基本问题，通过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人们的领导力会得到加强：

　　怎样才能增强作为领导人的真实性?

　　如何才能扩大影响力?

　　怎样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如作者所言，本书其实就是发现和提高自己有目的性的内在能力的一次旅行，“作为领导者，我们越开发自己的全部潜能心智、体能、精神就会创造越多的价值，不管在我们的组织内部还是在组织外部”。
　　可问题的关键是，领导力(领导效力)的提高仅仅通过“个人超越”就能够得到实现吗?

　　前不久，智囊管理研究院发布了一个题为《新型企业成长与新型组织领导力》的研究报告，并以《颠覆领导力》为题，登载在《新智囊》某一期的封面，文章中列举和分析了诸多案例，表明了一个观点当前的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仅仅关注领导个人能力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组织的领导力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当务之急!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下这样的论断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同时，把领导力建设的关注点从“个人的掌控力”转移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要知道，中国企业的领导者身上一方面在不断接受着西方MBA式的教育，容易把“管理”和“管控”简单地等同起来，让领导力建设成为了一个“咨询、培训项目”;另一方面，又受着中国传统“帝王文化”的熏陶，让领导力成为了修炼“帝王思想”与“权术”的代名词。要知道，后者在所谓“个人修炼与超越”方面，中国企业的领导者有着无穷无尽的“母乳”可供滋养(在这方面，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往往显得“幼稚”、“可爱”)。

　　就在前不久，深圳的一家全球都可谓知名的IT企业，把其30多位高管(年龄多为“70后”)集中培训领导力，请来的是国内某知名大学的一位教授，把高管们讲得“如痴如醉”，其核心内容就是“且看柳传志和张瑞敏是如何运用中国哲学与帝王术驾驭属下的”(培训后该公司一高管对我所言)。

　　老实说，我对这家未来极具前途的公司热心做这样的“领导力培训”感到一丝的不安，同时也对《修炼领导力》一书再版后能否呈现10年前的辉煌感到怀疑，其原因倒不是担心内容“不好”，而是领导力建设的思路与方向已经而且必须发生变化。

　　我认识一位企业家、学者“双栖人”郭梓林先生，他两年前从企业管理思想角度出发为46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写了一部评论集《王朝的投影》，以他的生活历练和理性思考，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他由分析王朝君臣关系引出企业管理的本质问题：君臣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在逐渐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中国的企业家很容易在企业内部成为帝王，热衷权术。当然，强化“个人的修炼”也就成为领导力建设“最方便”、也“最容易”的一条道。

　　他告诉我们：做百年企业的理想，并不等于王朝之梦。未来是历史与现在的延长线。企业家要学会让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站在哪里，未来将会怎样。

　　茅于轼、王石两位也非常赞同他的这个命题。茅于轼先生更是直言如果说，梓林关于“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的判断基本是对的，那么，中国的企业家是该到了“断乳”的时候了!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平等精神，以及“组织的领导力建设”，是“帝王思想”以及依赖“个人掌控能力”最好消解剂。在新型组织建设和成长方面，我们的路显然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