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的政商纠结

　史光起

　　在中国历史的浩瀚长河中，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是一个风起云涌，英才辈出的时期：老子、孔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百家争鸣。兵家名将也不乏伍子胥、白起、李牧、廉颇、王翦等士，而政客中管仲、晏婴、蔺相如、李悝、商鞅等也都政绩卓著。在这些闪烁的群星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前半生从政，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政治生涯走到顶峰时又适时隐退，改走从商之路，从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财富过千金。在国家危难、百姓流离时又散尽家财，救济苍生，后被世人奉为文财神。这个人就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也是商业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一代商圣的范蠡。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为官即至卿相，经商速达千金的旷世奇才，历史对其描绘的笔墨却并不多。

 　　虽然范蠡所处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有很大差别，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商道理念，在今天依然有其影响痕迹，并发人深省。

　　德为立身图强之本

　　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楚国宛地三户人，幼时家境贫寒，但范蠡从小就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无论从商还是从政，这种迅速洞悉事物本质并准确果断地做出决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之一。

　　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种，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范蠡与文种都是楚国人，但是，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政治混乱。因此，在楚国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于是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初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种对越王不离不弃，范蠡更自愿随越王勾践赴吴国为奴，因此，二人得到勾践的重用。

　　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皆不为所动。

　　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在现代社会中，像范蠡那样笃信诺言，处顺境不骄，于逆境不疑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行为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尊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加上聪颖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就大事呢？我们今天的企业中，不乏因为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

　　儒道相济，辩证思维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方正的治国与为人大道，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事、治国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袭至今。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虚静无为。而受这种追求自然、无欲、无我的观念影响，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因此，在当时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而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包容的胸怀，其兼具了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衰败的越国走出困境。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达到带领企业平稳发展的目的，而非是大起大落。

　　在吴国为奴时，为求得早日回国，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主动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夫差生病时勾践又主动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春秋时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够适应环境，委曲求全，想出范蠡运用的这些办法的人几乎没有。

　　在范蠡的精心辅佐治理下，越国日渐强大，很快就灭掉了吴国。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将军，仅于勾践一人之下，于百官之上。此时范蠡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范蠡发现了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于是急流勇退，毅然向勾践辞官，携妻儿悄然离去。

　　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尤其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客观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能说服自己，晓厉害，知进退，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诚信仁义，成就一方巨贾

　　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范蠡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细算，盘剥敛财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亲和，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作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却因此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这种先进的思想理念在现代，很多商家都无法领悟，在两千多年前更是绝无仅有。

　　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走水路乘船时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事发地点离范蠡家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于是其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送其很多衣物与礼品，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范蠡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

　　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促膝长谈多日，齐王极其欣赏范蠡的宏韬伟略与治国之道，拜其为相国，治理齐国。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国富民强，百姓奉范蠡为神明，朝野中也是颂德声一片。就在此时，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随后带着妻儿飘然离开齐国。

　　可以说范蠡是中国历史中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明智呢？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会随之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一样，其实，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这里指的急流勇退并非放弃进取，而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为下一步前进积蓄力量。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思想的消极，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它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再次开创家业。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

　　大道自然，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商家自然得利。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

　　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它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

　　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就能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他提出“论其有余与不足，便知贵贱”，也就是发现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据此调整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他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和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完全一致。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做到“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再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

　　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定律，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甚至是现在，都是非常有效的。

　　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严重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卖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精确的利润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

　　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追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