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信什么
企业家在忙着赚钱时，不知所累，但当财富和个人事业关联不大时，一定要寻找支撑上升的动力。没有信仰的企业家，或者是没有寄托的企业家，心态肯定不好，肯定会出问题。
“伴着橐橐的脚步声，行人多起来，一抹晨光洒在石板路上，高高石墙围合的古城苏醒了。温暖的阳光开始投射在建筑的石墙上，只一瞬间，迷人的金色喷薄而出，城市弥漫在金黄色的光辉中，光影分明。”
2009年年初，王石来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一次临时起兴之旅，因为他本来的计划是去迪拜那个全球房地产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考察投资机会的；这也是一次深思熟虑之旅，因为他一直就向往着这座圣城，他渴望能在这里寻找到一些关于信仰、关于人生终极价值的答案——“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过程中，所秉持和信奉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王石是否找到了答案，我们不敢妄言，不过，他的“天问”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很多企业家，在多年对财富目标的“疯狂冲刺”之后，纷纷停下脚步，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终极价值。
在《重获企业精神》一书中，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和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强调：“真正的经济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经济，而是企业家的经济。这个世界是企业家的世界，而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最佳生产方式。”
对当下时常陷入迷思和困境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此书无疑起到了恰到好处的提醒作用。我们信奉什么，决定了我们做什么、如何做、做到什么地步。
信财神
自古以来，中国的商贾们最敬的当然是财神。
中国为人所熟知的财神有三位：持钢鞭、骑黑虎的赵公明，还有就是掌中青龙刀、胯下赤兔马的关老爷。这二位都是武财神。据学者考察，他们的一生和财富并无多大关系，真正有关系的一位是文财神——大名鼎鼎的“陶朱公”范蠡。他手执“如意”，身携“聚宝盆”，常有“招财进宝”相随。
中国的企业家们，从没有活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也从来没有获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更从来没有创造过像今天这样巨大的社会财富。从物质社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精英和领袖。可如果谈到精神上的修炼和拥有，他们却常常被人视为“贫民”——穷得只剩下钱。
企业家信奉财神，就是信奉财富，这本无可非议。他们亟须搞清的是，财富究竟从何而来，又是怎样从别的地方流到自己这里的。总得有一个道理，或者一个规律。用现代商学去解释很复杂，而且也不能解释全部。因此，很多商人或企业家愿意相信风水与人命运的关联。
风水发源于《易经》，为自古以来各方面的优秀人士所尊奉。现代很多企业家如王永庆、李嘉诚、林梧桐、龚如心、郭台铭等，无不对其趋之若鹜、崇拜有加。更认为《易经》是学问中的学问、哲学中的哲学，是高明的帝王学、领导学、谋略学。他们领悟的是风水之“道”，而不是片面低俗的风水之术。
马云注重风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他设立分公司时要合“7”这个数；他的公司不能设在位置太高的地方，这样风水就不够好；他还相信一个公司无论在哪个城市建当地最高的大楼,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办公室中一定要有风水轮，对于自己的品牌 “娃哈哈”，他也有解释：“娃哈哈”的“娃”字土多，根基不会倒，三个字都是九笔，为至尊之数，最大、最强。但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口字比较多，容易产生是非。我们集团自成立以来，确实是是非争议不断。
风水辅助中国不少企业走过了在谋取财富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时期，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一些企业家信仰问题的解决。
信偶像
中国缺乏深厚、绵长的商业传统和氛围，虽然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但对于没有经验可循的中国企业而言，30多年时间里更多的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那些成功企业和商业英雄，无疑是最好的参照和借鉴。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富得可以把美国买下好几次。这对当时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触动。而日本的经济神话，是由松下、索尼、本田等诸多企业联手造就的。于是，那个叫松下幸之助的日本老头，成为初兴的中国企业界追捧的最大偶像，把他尊称为“经营之神”。 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的说法具有代表性：“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所以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的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
当时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国有企业，但国企效率低下、持续亏损的弊病日益显现，此时，美国商界的“扭亏之神”李?艾柯卡成为最好的学习对象。福特和克莱斯勒都是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因为各种问题一直积重难返，但艾柯卡却力挽狂澜，分别拯救了这两家濒临绝境的汽车公司。
而中国企业正在蹒跚学步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进入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时代，计算机业正蓬勃发展。其中，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是这个重大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人之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正在夹缝中寻求生机的中国企业家们的座右铭。在格鲁夫的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战略转折点”——在战略转折点来临时，先让“混沌丛生”，然而再“掌控混乱”。这让很多中国企业家学会了如何在重大变革来临前做出及时、正确的选择。
也正是新经济的兴起，让大学尚未毕业的比尔?盖茨亲身演绎了一个如何一夜暴富的神话，这对以日积月累、勤劳致富为传统的中国企业家们无疑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刺激。在长一辈犹豫狐疑之际，以张朝阳、丁磊等为代表的年轻人，纷纷以比尔?盖茨为偶像，一起开创了知识经济时代。
在完成原始阶段的财富积累后，中国企业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冲动期，此时，倡导多元化的杰克?韦尔奇，成为大家争相参考的对象。韦尔奇执掌GE19年，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这诱惑柳传志、张瑞敏、段永基等大批的中国企业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
逞一时之雄并不为奇，如何做到长盛不衰却是一个大难题。在这一点上，华人商界领袖李嘉诚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榜样。李嘉诚提倡的“商者无域”，被黄光裕直接拷贝和灌输到自己的企业管理中。做李嘉诚第二，成为很多企业家的梦想。
信宗教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总有一些烦恼是摆脱不了的，我才发现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在一次论坛发言中，潘石屹提出了这样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赚钱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是满足人本性中的贪欲，那么这种贪欲是无止境的。而如果说物质已经丰富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那么这种贪欲对于企业家来说也毫无意义。
作为深受儒家、佛教思想影响的日本企业家，也曾经在“利”与“义”的矛盾中挣扎，但以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涩泽荣一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涩泽荣一提出了“高产乃为善之道”、“企业应该建立在论语和算盘之上”等观点，解决了长期困扰日本企业家的精神与行为的冲突问题。
中国其实也有这样“舍利重义”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文财神菩萨的原型——陶朱公范蠡，就是一位精神境界极高之人。他助越王勾践称霸后辞官下海，遵循商道、顺应民生，“聚以千金”，但最后却将财富全部散给了更需要的人，与西施泛舟于江湖。
范蠡信仰的是老子之道。《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叫做“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世间的一切金玉财宝，都是天地赐予人类的养命之物，它的道性特点就是流通，似水一样的流动，人们只是凭福德而暂时加以利用，从而满足社会生存的需求。
现代西方某些企业家的财富观更加趋于“重义轻利”。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说得好：“一个人到死的时候如果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他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最后全部捐给了社会。这种传统一直被美国富豪传承，如比尔?盖茨将个人500多亿美元的财富全部“裸捐”给慈善事业。
当然，对于正在旅途上的企业家们，劝他们一味地舍弃全部家当，是不妥当的，甚至是有害的。但他们确实需要有一个终极目的去指引自己的人生。很多企业家选择了信仰——信神、信佛、信上帝。
刘永好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企业家都忙着赚钱，不知所累，我们赚了很多钱。赚更多的钱，没有太大意思，当财富和个人事业关联不大时，一定要寻找支撑上升的动力。没有信仰的企业家，或者是没有寄托的企业家，心态肯定不好，肯定会出问题。”
更何况，当物质上的丰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精神追求便超脱了物质的需要，或者说，人便已经超脱了这个物质世界，而确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对一切施加作用。这，便是信仰。
宗教、文化，这些正成为企业家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陈锋还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为自己的智慧之师，并将这种影响力逐渐施加于海航内部；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潘石屹加入了基督教中的一个小教派“巴哈伊”；海尔集团CEO张瑞敏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他从《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汲取企业发展的智慧，从《易经》中探求企业发展的灵动力；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为自己找到的信仰导师就是释迦牟尼。在1996年剃度出家时，稻盛和夫开始严格修持十戒，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按照十戒的标准，但凡违反十戒标准的事情他都不做，但凡符合这个标准的事情再辛苦他都会去做。稻盛和夫每天都会做功课、诵经祈祷，其实就是每天向他的老师汇报工作，同时也会从释迦牟尼那边得到心灵上的启示，确保他朝一个既定的修炼灵魂的目标去做。
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家们出现精神危机甚至是走上绝路的人不在少数，原因就在于信仰的缺失。Soho中国总裁张欣因此说：“我们平时做的所有工作是在帮助物质世界的发展，但灵魂也需要发展，信仰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发展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