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钱”之余，更加给力的是政策

        "五一二"重建，留下了一个可贵的制度遗产。”原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萧少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该遗产由万亿资金打造，体现了和谐的中央、地方互动模式。

　　从数字看，无论受灾面积，死伤人数，还是政府拨付资金，四川重建都构成了“512”重建绝对主体。

　　在萧少秋看来，四川抗震救灾的奇迹，是央地良性互动模式的奇迹，是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而这个优势的价值，反映了一个更为和谐共进、更为互利共赢的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

　　萧坦言，目前我国政府行政方式正在从“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之中，他说的央地互动体制，有民主，有集中，不再仅仅是财力问题，更是牵动全局的体制改革。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不再"大包大揽"。在金融、土地等一系列关键政策上，通过中央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引导，撬动地方资金和资源，已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模式。”萧说。

        央地良性互动，从资金拨付使用模式，可见一斑。

　　萧少秋介绍， 从512具体重建过程看，中央决策不再是单纯的批项目拨资金，而在于通过中央资金，撬动地方资金，盘活相关资源。

　　他从资金总量开始条分缕析。

　　按照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四川规划重建纳入国家规划概算8658亿，覆盖四川39个重灾县和极重灾县近3万个重建项目。

　　在8658亿资金盘子内，外来资金3480多亿，四川需要自行解决5184亿，再加上国家规划外省定1289亿元重建项目，资金缺口总计达6400多亿元。

　　3474亿外来资金很快到位，外部力量兵分多路火速下达：一是中央下达四川省恢复重建包干基金，金额为2203亿元；二是对口援建资金910亿，包括18个援建省市3880个项目援建资金780亿元，香港、澳门特区援助资金130亿元。

　　其三是部委援助资金160多亿元，包括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汇总各省上缴“特殊党费”、“工会会费”80多亿元，财政部提供的国外优惠紧急贷款80亿元；四是社会捐赠资金201亿。

　　那剩下六千多亿资金缺口怎么办？

　　这问题一度挠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川依然超水平完成庞大的重建任务。截至2011年3月底，四川完成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项目92.4%，完成投资概算91%；省定灾区县需恢复重建的13647个项目，已完工81.6%，完成投资1052亿元。

　　不仅如此，六个重灾市州生产总值去年底平均增速15.7%，高出全省0.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平均增速54.5%，高出全省21.5个百分点。

　　用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话概括，重建让四川“蹲底起跳，摸高居上”。

　　分析“蹲底起跳”的奥秘，萧少秋指出，原因在于中央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授权思路，并非全部包干，而是通过中央资金投入，加之政策引导，撬动地方资金和资源。

　　据了解，四川灾后重建资金总规划达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以中央财政除以“512”重建投入，预算内带动比为1：3.93；若加上1289亿预算外13647个省定项目，中央对四川的带动比高达1：4.5，也即1元中央财政，带动四川4.5元重建投入。

         2008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从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土地、就业援助、粮食等诸方面，做出支持恢复重建的系统政策安排。11天后，四川省政府出台支持恢复重建政策的具体细则，涵括10方面47条。

　　学者们看到，震后三年间，中央落地四川的政策密度史所罕见。

　　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四川重建的六千多亿资金缺口，也很快得到纾解。

　　萧少秋介绍，其一，通过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压缩公用经费支出，整合各类专项资金，筹集了地方政府性重建资金400多亿元。

　　其次是金融渠道。四川银监局局长王筠权介绍，国务院倾斜四川灾区的金融政策达十几种之多，尤其具有突破性的是，2010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连续多次上调，但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仍继续执行9%的优惠政策，运用准备金率政策工具支持灾后重建“前所未有”。

　　如此情形下，震后3年来，四川本外币贷款余额超过解放后57年贷款总和，其中灾后恢复重建贷款占四成左右。

　　第三是放开投融资政策。四川通过搭建四川发展、四川铁投、四川交投等投融资平台，3年内发放地方政府债券500亿元资金，通过多种渠道放大政府投入的乘数效应，带动不少于2000亿元的项目资金投入。

　　第四是引导灾区群众自筹资金。在对农村住房落实户均2万元的农房重建补助政策，对城镇住房重建在每户平均补助2.5万元的基础上，给予建房税费减免和房价政策性优惠补助，建立特困群众住房重建贷款担保基金，引导群众投工投劳，自筹建房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