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四川土地政策的及时调整，也相当关键
一个背景是，汶川地震后短期流民压力空前严峻，仅四川省城乡就有近500万套房屋受损，上千万民众无家可归；在8月初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完成千万民众过渡住房安置任务，成了死命令。
张习平披露，震后两个月，都江堰仅1/10人口住进过渡板房，17万人混居帐篷，时值盛夏，篷内高达40摄氏度，一些群众扛不住。
为此，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决战八一”，储备的几千亩地全部用来建板房，终于在7月30日前建成板房99797间，解决了“帐篷危机”。
然而，板房毕竟只是过渡安置。由于板房安置已几乎用尽储备用地，为了建造永久性安置点，政府不得不另拆几千亩地，为此中央紧急投放特殊土地指标。
此外，国土部门的耕地政策，也及时调整。
据了解，地震导致重灾区耕地灭失17.76万亩，占震前耕地总数的1.15%。震后汶川、理县、北川县耕地的下降幅度分别为20.01%、12.66%、12.00%。为免上千万农民沦为流民，震后30天，国土资源部紧急出台“119号文件”，同意四川“启动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特殊供地政策”。
随后国务院出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规定免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土地出让收入，实行划拨供地、降低地价等特殊政策。
在这些政策背景下，此前被认为超前的土地改革试点，也因此加速度推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很欣慰，他呼吁多年的“以确权为核心”的集体土地改革试点在四川获得转机。
所谓集体用地确权，就是把土地转让权还给农民，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地同价”。获得资产处分权的农民，从而有了分享城市化进程的权利，进而配合村庄自治，最终形成农民主动性参与经济的内生力量。
“土地确权，让农民成为高价值生产资料供应方，产生了一个意料不到的跨域连锁。”萧少秋说。
都江堰市鹤鸣村村长余跃也表示，“农民最值钱的财产，就是土地”。而在当时情况下，政府不可能无所不包，要恢复数千万灾民的正常生活，只有自救一条路，而农民自救别无他图，唯一手段就是通过确权，让土地值钱，给农民与市场合作的机会，从而解决自己的生活、工作问题。
而由于农村土地盘活后，加之放宽的金融信贷政策，使得省际对口支援工程，也插上了翅膀。相关省市自发启动“结对子”的长效合作机制，设立了产业集聚区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合作新建了一批省际灾区产业园区，在当地打造了产业集群和专业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