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难得的农民证 12-06

一张难得的农民证  12-06

说到农民，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农民？“农民，播植耕稼者”。意思是说：农民是从事农作物种植的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的经济性质不同。在奴隶社会，有自耕农和隶农。前者是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从事个体劳动的自由农民；后者是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小块土地、地位介于自由农民和奴隶之间的佃耕者。在封建社会，除了自耕农以外，中国大量存在的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的分化加剧，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阶层。通常所说的农民是指生产资料拥有的多寡，即贫农和中农。

由此看来，农民就是以“种地”为职业、靠种地产出换取生活所需的一类人。而且，发达国家，农民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广义农业的经营者，包括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等。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为共和国的建设付出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代价。

农民之苦

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相比，我国农业仍相当落后。近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速度亦步亦趋，工农、城乡关系更处于长期的紧张和失调状况。由于集体化、统购统销以及“剪刀差”的模式，农民付出得太多回报得太少。因政策限制，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往往是干活没点、休息没时、种地吃饭看老天爷、产出由相关部门调控、看病不能出乡卫生院、人命比城里人命贱、进城打工有时可能会拿不到工钱，当然，也没有退休之说，退休金更是无从谈起。广大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做着奉献、为政策失误买着单，而得到的却是 “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以及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诸多歧视。用“苦不堪言”来形容农民60多年来的所得再恰当不过。

例之一：上世纪50年代的“征集体系”，禁止农民自由种植。在此政策下，农民只准种低收益的粮食，而不准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粮食越是缺乏，越把农民捆得个严严实实的；反过来，农民越没自由，粮食困难越挥之不去。当时实行的这种保证城市牺牲农村的政策，使得种粮的农民“肚儿空空”，饥肠辘辘。

例之二：中国的户籍制度，一个小小的户口簿，成为“身份”的法律凭证。户籍制度控制的重点是由乡入城、由小城镇入大城市特别是“盲目流向”，最后就是城乡隔绝。“户籍金字塔”的底部主要是农民，而流动受限最甚的也是农民。农民因为缺少一个城市身份的法律凭证，根本无法办粮油关系，他们租不到房子，无法办妥孩子入托和上学的手续，更不被受理办护照、出国留学和其他公干私干。总之，户口是所有身份关系里的龙头老大，农民迁徙自由被剥夺。没了它，农民寸步难行，啥也干不成。

例之三：牺牲农业的“一五”计划。建国初期，国家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农业发展相对滞后。22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的年净收入仅13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一年不过几十块，8亿农民当中，有2.5亿人连饭都吃不饱。

农民的伟大奉献

说到奉献，很难用具体的数据说明，笔者借用《六十年来，农民为国家作了多少贡献？》一文去表述农民这个群体曾经作出的伟大奉献。

首先，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就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2000年，专家曾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然而，这些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其次，国家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的财富价值折合黄金约合58亿两。“剪刀差”从农村剪走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90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另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我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正是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

再次，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农民在所有的奉献中，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和几乎为零的收入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因此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例如著名的红旗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过去的60年，共和国的农民仍然是收入最低、受关怀最少的“二等公民”。不过虽然遭受如此之多的苦难，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用“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心酸与悲凉感恩社会。无论是否“同命不同价”，他们依旧憨厚朴实地充满感激，艰辛参伴汗水，用自己纤纤细手耕耙世界7%左右的耕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至今日，农民曾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而买单的历史，将尘封记忆镌刻在典章里。作为一个有使命和责任的民族，我们满怀感恩地回报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和坚韧。

例如一：2004年至2009年连续6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12年2月1日，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9年聚焦“三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文件首次对农业科技进行全面部署。中央的“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有名词。